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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及心理分析
田松[1]（发表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他们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业余科学爱好者”。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存在很多共性，其最大的外部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他们具有偏执性的心理倾向，由此可以对他们的某些外在表现如顽强刻苦、自我崇高进行解释。他们的行为从外部看类似于行为艺术，从内部看，也可以解释为某种无意识的巫术心理。对民科现象做进一步的解读，可以为理解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维度，也可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间科学爱好者（民科）、科学与社会、心理、巫术、科学传播
在中国，存在着难以计数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以下简称民科），不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从其教育背景上看，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自己所献身领域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通过自学对其所从事的那个领域达到深入的了解；他们有着“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以苦行与牺牲为特征的生活态度；其“学术论文”不但结论惊人，而且善用众多“新词”、“大词”，并往往喜欢为自己涂上一层爱国主义亮色。民科作为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业余科学爱好者”，其最大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并有其特殊的心理倾向。大规模民科的出现涉及到公众、科学与社会的诸多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民科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有他们的活动。有人致力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哥迷），有人致力于推翻相对论，有人致力于建造永动机，有人一心要建造一个包罗万有的宇宙理论……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民科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利华和文献情报中心李宏曾写过一篇《对科技日报报道的“蒋春暄重大发现”的质疑》（http://www.ihns.ac.cn/members/zlh/zlh1.htm），这是笔者所见第一篇从学术角度讨论民科问题的文章。北京大学刘华杰博士对此问题也有关注，曾对著名哥迷（致力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民科）胡思之做过长篇访谈，可以作为研究哥迷的第一手资料。
笔者曾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7期发表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对此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文中对民间科学爱好者（science fans）做了如下定义：
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1]
这个定义中，只有“不能交流”可以算做可观察的外部行为，而“希望”、“试图”和“致力于”等都与动机、目的等心理因素有关，不能直接观察。对此，只有通过对其行为的分析，和对它本人的访谈予以判断。可以想象，研究民间科学爱好者有如下几种材料：1，与民科的直接往来；2，对其本人及相关人物的访谈；3，大众媒体的报道；4，民科的文本（“科研论文”）。实际上，当我们以科学家为对象进行社会学研究时，同样要借助于这几种材料。
在定义了民科之后，笔者还定义了业余科学爱好者（science amateur）。这一群体同样人数众多，同样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科学活动，比如天文爱好者，他们经常观测星象，也能发现一些新的天体如小行星、彗星；或者如生物爱好者，他们制作标本，也能发现一些新的生物种类。他们与民科的区别在于：从外部看，他们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从心理上分析，他们不想推翻现有的科学体系，一鸣惊人，而只是出于爱好，做一些具体的科学工作。
民间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爱好者乃至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职业科学家是一个连续谱，其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民间科学爱好者有它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和时代背景，也有其自身的心理特征。
现在，公众对于心理诊所已经逐渐接受，不再把去心理诊所咨询的等同于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personality），也有其特殊的心理倾向。当某种心理倾向过于偏离了“通常的范围”，就被视为心理疾病。但是，“通常的范围”并不是确定的，它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具体的社会环境有关。通过对民科的调查和归纳，可以发现，他们在心理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倾向。
归纳起来，他们最核心的心理特征是偏执。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能与科学共同体甚至与世俗社会达成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生活在幻想的情境中，比如他们不能平实地理解他人的言论，会忽视对其不利的部分，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有时也会出现某种妄想的特征，比如把自己比作布鲁诺和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他们有很多人相信自己在未来会成为一代大师，这种信念使其困苦的生活镀上了一层光辉。[2]
在心理学上，严重的偏执倾向被视为一种病症。偏执（paranoid）是一种功能性的障碍，它表现为对幻觉的坚持，即使在面对相反的例证，得不到任何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也坚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这些幻想常常能够被偏执者解释得头头是道，并建立起内在的逻辑性。而且，症状越严重，越是能自圆其说。偏执有几种类型，其中一种叫做自大幻想（delusion of grandeur），其表现是：“偏执者相信自己是个重要人物，比如圣母玛丽亚、百万富翁、大发明家等等，甚至是上帝本人。”[3] 而科学家，正是在民科大量产生的1980年代初期具有重大意识形态价值的重要形象。
当我们说一个人偏执的时候，通常隐含着这个人与多数人的想法不一致的意思，倘若与多数人的想法一致，可能会被说成执著甚至是信念坚定。随着社会宽容度的增加，整个社会越来越能够容忍不同观点的存在，不再要求每一件事情都看法一致。实际上，如果是美术爱好者，无论他采用多么怪异的画法，描绘多么怪异的对象，都可能被人接受，甚至可能真的一鸣惊人。即使现在不能被接受，他也可以期待被未来接受。再如民间棋类爱好者，无论发明出什么怪异的棋来，只要有人愿意接受他的规则，它就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也可以组织相应的棋类协会。但是，如果他坚持认为自己发明的就是围棋，并要求围棋协会接受他的“成果”，他的被拒绝也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对于民科来说，他们的偏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坚信自己所从事的就是科学，并且有着无比重要的价值；其二，他们坚决要求科学共同体承认他们的“科学”。对于民科本人来说，由于有前者，自然会有后者。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类比于民间美术爱好者和民间棋类爱好者，前者可以被宽容，而后者则只能被拒绝。
如果把偏执作为一种心理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在程度上是连续的。很多业余科学爱好者乃至职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状态，甚至程度会很高。只不过，职业科学家可能被称作坚持真理，而不被认为是偏执，至少不会被认为是荒谬，而民科则可能被认为是执迷不悟。这里的确存在一个复杂的话语权问题，非本文所能讨论。然而，既然民科所热爱的对象是科学，并且他们本人也要求被科学共同体接受，那我们只能以科学共同体目前的标准来评判民科的工作。归纳起来，民科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特征有如下方面：
由于偏执，民科常常难以与他人进行交流。不仅与科学共同体难以交流，在其日常生活中也很难与人交流。这表现为两个方面：1）只肯倾诉，不肯倾听；你说你的，我说我的；2）不能正确理解他人的真实想法，只接受喜欢的观点，不接受不喜欢的观点，甚至把批评理解成支持。前者属于直接的人际交往，后者可以从直接交往及其行为方式中看到。
哥德巴赫猜想爱好者（哥迷）是人数最多的民科群体，在大众传媒上报道最多。数学家早就指出，凭初等数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如同骑自行车登月球。哥迷常常宣称，即使是错了，也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但是，当错误被指出的时候，他们又不接受。下面是大众媒体对哥迷庄严的一段描述：
1985年，庄严满怀希望地把精心写就的数学论文邮给中国最权威的数学研究机构，不久，就收到了回信：“我们不认为此种方法有学术价值。”一时间，他真的有点儿蒙了。耗费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啊，熬干了多少滚热的心血啊，织就了多少美妙的希望啊，轻轻的一句话就给枪毙了！但是庄严没有气馁，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
大众媒体对民科的报道常常包含着很强的倾向性，由于这类报道经过了民科本人以及记者的夸大、虚构和改写，不能作为平实的材料直接使用。但是这些夸大、虚构和改写，正好可以作为症候阅读的材料，从中分析民科本人的心理，以及代表社会一般话语系统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记者的心理，从而了解公众对科学的一般理解。在对民科的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类文本。从这段文本可见，庄严曾经得到过回信，但他不愿意接受回信的判断，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研究。又如：
刚开始，对于专家学者们对他的否定，刘国安总是很气愤，认为这些专家们水平太低。刘国安介绍说，江汉大学有一位教授过去对他的研究一直很关心，他第一次上门求教时，这位教授看了他的论文后，认为非常有价值，答应做工作帮他把论文发表发表，临走时还给他了几百元钱，鼓励他继续努力。可过了不久，刘国安觉得这位教授的态度大变，再上门时，教授就叫他不要再费力了，以后再联系，教授的态度也不热情。这事儿让刘国安纳闷了很长时间。后来碰壁碰多了，他也就习惯了。刘国安一方面感叹国内的数学专家不能慧眼识珠，另一方面他还担心别人把他的成果占为己有。[5]
一方面，民科希望得到专家的认可，请专家评判；而一旦被否定，就认为专家水平低，不足以判断他们的“成果”。所以他们的请教只是名义上的，并没有交流的心态。很多哥迷希望国家权威学术机构为他们的成果召开论证会，由于政府官员的介入，曾经有两个专业数学机构（中科院数学所和东北大学数学系）先后为两位哥迷（蒋春暄和庄严）的证明进行过论证，结果一律是否定的，但是这两位哥迷依然声称自己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根据笔者个人与民科接触的经验，他们都非常喜欢倾诉，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但是他们不愿倾听，几乎不考虑听众的反应，既不理会对方是否听懂，甚至也不理会对方是否在听。
浙江温州的赵兴龙先生是一位热心于热力学永动机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他自我宣传的方式是自费印刷材料，到各大学演讲。2002年6月27日，赵兴龙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通话中，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能努力地在他说话的间隙，插入我的问题[2]。而赵先生在简短的回答之后，马上就会回到他的话题。他或许真是希望我支持他，但是他显然不想了解我对他的看法。我在插入的问题中，坦率地表达了我民科的基本看法。赵兴龙先生同意我把他作为案例写到书和文章中。下面是我事后根据回忆做出的一段电话记录：
我问：您从事热力学的研究，你都看过那些热力学的专业书籍？
答：这个热力学的书都是一样的，看过一本就够了。我以前搞电机，电机的书都看过。我以前是很喜欢看书的，我们图书馆我捐过1000元，是图书馆收到的第一笔捐款，当然现在捐十万、八万的都有……
我问：您写了这么多论文，给专业杂志投过稿吗？
答：专业杂志我也送过，比如我这个论文吧，我送给《物理》杂志，就是那个物理学会的，他们的那个编辑还是很有水平的，说可以考虑，但是要领导决定能不能发表，一问他们领导，领导说不同意发表。我们普通群众要指出科学家的错误是非常困难的……
问：可是物理类的杂志有很多，不只《物理》一家，你给别的杂志投过吗？
答：这个吗，有个道德问题。我们不能一稿两投。我给了这一家，就不能给另外一家。
问：可是《物理》杂志不是决定不用了吗，你就可以给别的杂志了。
答：我已经给《大学物理》杂志了，我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用，不过还没有消息。我们这个科研……
问：赵先生，我还想问一下，你平时经常阅读哪些专业杂志？
答：这个没有，我以前订一些杂志，现在都不订了。我觉得要集中精力，信息量太大分散注意力，对我们的研究没有什么好处……
问：赵先生，你既然给《物理》和《大学物理》投稿，总应该知道这些杂志都发表些什么样的文章吧？
答：这个不要紧，不发表也不要紧。我说了，我可以不断地讲，时间一长，我的观点就会潜移默化，大家就会接受。我们要回报社会，为社会做贡献……
当然，这个记录非常不完全，赵兴龙实际说的话要比我记录下来的要多得多。
由于偏执，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民科对自己的处境，对周围的环境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写所听到的内容，甚至把否定解释成肯定。比如赵兴龙说，北京林业大学刘家冈教授很支持他的科学活动，我根据赵兴龙提供的线索，与刘家冈教授通了电话，刘教授的确接待过一些从事物理研究的民科，有时也会些找人听他们宣讲，就像很多哥迷所要求的那样，告诉他们错在哪里。但是，刘教授说，从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思想。赵兴龙也不例外。赵兴龙还说浙江大学物理系沈建其博士支持他的研究，在他印发的材料中，甚至有一篇把沈署名为合作作者。我根据赵提供的电话，拨到了沈博士的宿舍，他的同屋说，沈建其从来没有同意过赵的观点。在赵兴龙印发的一期材料上，他宣称中共中央支持他，并在醒目位置提供了一幅照片，照片的内容却是他给中央某位领导发的一封特快专递的封套。只是他给人家发了一封信，还不知道人家看没看，就说人家支持他了。赵兴龙非常喜欢说某某教授看了他的材料说不出话来，他把这解释为对方不能否认他的理论，所以才哑口无言。
民间科学爱好者坚信自己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不愿接受任何反面的意见。而在他们遇到不能解释的反面意见时，他们往往不去正面回答问题，而是找出种种理由自我辩护。我曾在沈阳拜访过一位民科，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生命》的书，我在关于民科的系列文章中对他有过详细的描述。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中我用尽种种手段指出他的逻辑漏洞，希望他能有所反思，但是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对于我的任何质疑他都能找到反击的借口。他时而相信此书能救苦救难，时而不在乎是否能得到俗人的理解，时而说自己达到了神佛的境界，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我深信，神人已经达到了全无敌的状态，百毒不侵了；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个人的幻想之中，同这个他其实很想得到认可的世界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交流了。只能是他传道，他被崇拜，他自我修正教义，而不可能是他被别人改正。”[6]
我把这种永远正确的状态命名为“全无敌”，这是偏执心理的一种表现。对于他不能回答的质疑，他要么回避，要么转移话题，要么牵扯出新的理由。这里倒是可以应用拉卡托斯的“硬核－保护带”理论来解释。拉卡托斯指出：“经验不能否证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它背景知识，把它从经验的反驳中永远地拯救出来。”[7] 所以，民科几乎是不可能被说服的。在与赵兴龙先生的通话中，我发现他也处于全无敌的状态之中。
有些民科还喜欢给科学家找毛病，一旦找到一个，会把它极力夸大。其实很多时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误解。比如赵兴龙就找到了很多科学家的错误。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2000年出现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因为望的时刻发生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七）北京时间3时37分，已经是农历十七的凌晨。赵先生说，这是错的，因为农历每天的起点是早晨5点，不是零点。所以9月14日3时37分仍然是农历八月十六，民间叫后半夜。[3] 对此，赵兴龙表现了超常的气愤，他在他散发的材料中写道：
有一年科学家提出“今年中秋，十五月亮十七圆”。科学家上了电视，报刊大量宣传，科学家成了名星。“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是臭知识。“十五月亮，十七圆”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提出这个科学的科学家根本就不想一想农历的每一天开始于哪一个时间。不弄清楚农历的每一天开始于何时，怎么研究农历，怎么就随便上电视出风头、大讲“十五月亮十七圆”呢？
所有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给自己的成果赋予极高的价值。蒋春暄、庄严、赵兴龙莫不例外。比如发明地球抛月学说的冯宜全写道：“‘地球抛月学说已经揭开月球起源历史’，‘将是近代科学最伟大的发现’，‘应并获诺贝尔天体物理奖、瑞典克雷福特地学奖和丹麦安德森天体物理奖’。”[8]
民科表现出一种刻苦顽强、敢于牺牲的精神，他们的刻苦与牺牲远远超出了常人，甚至媒体中描述的陈景润和蒋筑英也未必能比。民科的个人生活大多比较糟糕。尽管其中有些人不乏才智，但是他们却不愿变通，不愿暂时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解决好生存问题。更多的民科无法融入社会，生存能力极差。有些人甚至放弃了个人生活，乃至倾家荡产、借债度日。
在2002年8月，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场，我亲眼目睹了一位靠借债度日的哥迷，来自天津的农民刘先生，他的衣着就如一位正要出工的普通民工，我相信他已经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了出来。大会注册费几千元，很多民科自费参加，刘先生就是正式注册代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找会务组要求安排小组发言，遭到了拒绝和推诿。组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这次大会没有门槛，任何人只要交钱就可以注册参会。但是学术发言则要经过论文审核。很多刘先生这样的哥迷要求发言，都被拒绝了。刘先生对我说，没有人支持他的事业，借钱很难。但是刘先生却显得精神饱满，记得他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你要是都想着自己，那国家怎么办？像哥德巴赫猜想，中国人不证，不全让外国人给证了？
民科的四处碰壁，不够宽裕的生活，反而使他们产生一种悲壮的感觉。他们常常把自己与那些被冷落的孤独的先知相比，与遭到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相比。比如冯宜全：
没有生活费和老冯所需的科研经费，冯家生活主要是靠老冯的妻子郑翠英一个人每月500多块钱的工资维持，“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唐山有几家？”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郑翠英回忆说，“老冯自学了30年，搞了20年科研，花了3万多块钱，全从我的工资中挤出来。20年来，我们没节没年没生日，每天我中午下班，他都伏案劳作，我就去做饭。我母亲是我们死硬的反对派，说人家都不搞的，这么多年你们还搞？总恼。我不是没脑子的人。就是因为他这科学很重大，如果现在不搞撂下去了，只能是国家的损失，我想的是这个。”[9]
这种说话方式，显然已经将自己比作被迫害的科学先知了。
冯宜全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引起了读者的反响，有表示支持的，有激烈反对的。支持者的意见反映了公众对科学活动的误解，反对者之中，一位贺承军先生指出：“对他的研究，我斥之为值得重视的思维习惯产生的毫无价值的垃圾。如果这种思维与文本还有价值的话，就是整体上类似于一场历时数十年的行为艺术——由他及其家人历时三十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关于‘科学研究’的行为艺术。”[10]
这个评价虽然刻薄，但是对于民科行为的实质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很多民科的行为，确实让人有行为艺术的感觉。2002年，地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挑战或者质疑相对论的文集《相对论再思考》，收入六十多篇“论文”。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相对论问题的学术讨论，自1999年9月起，“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开辟了“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争鸣”系列学术讨论，已举办32次。2000年7月29－3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会议代表除北京学者，还有来自上海、天津、广州、珠海、成都、贵阳、西安以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学者。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议题：（1）“光速不变原理”是否成立；（2）洛伦兹变换是否正确；（3）爱因斯坦相对论适用范围。会议讨论自始至终十分热烈，促进了不同观点专家间的认识、交流和团结。在代表们的一致要求下，会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二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并成立了第二届会议筹备组；还决定出版《相对论再思考》论文集。
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坚持百家争鸣方针，在保证一定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容纳各种学术观点。除了系列讨论的参加者和第一届会议代表所提交的论文，我们还扩大范围，邀请其他有独立观点的学者供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相对论再思考》成为近年来中国有关相对论研究中独立观点的一次集大成，以使广大学术界作深入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参考。[11]
如果不了解内情，但看其序言本身，一般读者都会相信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其实这是一部民科的文集，没有物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艺术家徐冰曾经用了两年的时间造了4000多个汉字，用这些汉字印成了一幅幅酷似线装书的纸页，它只是看起来像古书而已，因为里面所有的字都是徐冰自己造的，在字典里根本找不到。这部《相对论再思考》也只是看起来像是论文集。我想他们的讲座、讨论，会使他们产生更多的从事学术活动的幻觉和快感。更像是行为艺术了。
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民科的行为类似于行为艺术。但是从其自身看，则与行为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一个行为艺术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在做艺术。而民科则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真的是科学。在我看来，民科的行为有更多的巫术特征。
物理学家费曼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二战结束后，南太平洋某地土著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祭拜仪式。他们在原来的美军机场旁盖了间小茅屋，屋顶插着几根竹子，还有人坐在屋里，头上绑着两块木头。大概还会有人手举小旗在机场上跑来跑去，不停地仰望蓝天。这个场面一定让人类学家感到兴奋，而谜底却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是在等待飞机。他们在战时看惯了美军飞机降落的场景，也常能分到机舱里卸下的东西。美军撤离后，这些好处便再也没有了。于是他们用木块来模拟耳机，用竹竿来模拟天线，重复他们所观察到的美军的操作过程，期待轰隆隆的飞机从天而降。[4]
民科的行为与此相似，他们模拟科学共同体的某些行为，写论文，进行学术讨论，参加学术会议，在论文的写作上也尽可能地模仿，比如内容摘要、主题词、索引、致谢等，一应俱全。一方面，通过这种模拟，他们能够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就如唱卡拉OK一般模仿歌星一样；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方式真的就是他们所模仿的内容。
巫术不仅是原始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现代的所谓文明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难免会求助于巫术。人类学家把实行巫术的途径分为两类，一类通过模拟，一类通过感染。
传染类巫术希望通过与对方有关联的物品对其行为进行控制，或者获得与之相似的性质。比如原始人把老虎皮披在身上，就以为自己可以获得老虎的威力。而如果用一个老虎面具带在头上，则属于模仿。再如果这个面具上装饰上真正的老虎须，便把两者结合起来了。
民科的巫术也是如此。比如冯宜全认为：“任何学说一经正式出版就是科学权力的公认，就是永久性的科学文献，这与其价值公认毫不相干。我在学术界不断发展，在科普界和报刊界不断地做科普介绍，了解的人多了，不就形成一个科学理论啦？”[12] 赵兴龙先生不断地到各大学散发材料，宣讲他的理论，认为这样就能潜移默化北大浙大的教授。以提出人类体质进化新说的而知名的民科朱海军也有类似的行为和看法。显然，民科不仅希望通过这种模拟而获得替代性的满足，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被科学共同体接受。这是一种不自知的巫术。这种巫术是针对科学共同体实施的。
而在赵兴龙散发的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类具有巫术心理的句子：“正月初一至初八，推着黑板在五马街向群众讲解创新科学。初九停讲，即发生了二·二四民航客机坠落温州的空难。……预定到杭州讲学，二次均未能成行，发生龙港大桥被撞断，金温铁路塌方，火车出轨。”[13] 这类句子非常之多，显然，赵兴龙先生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位能够感动天地的重要人物了，并不是所有民科都有这样的想象力的。当然，要更深入地分析赵兴龙心理，还需要借助更深入的访谈。
民间科学爱好者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纠结着科学与大众传媒、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语境、公众心理及个体心理多方面的关系。而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看，个体心理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外在生态的塑造。在这多方面的关系中，前面诸种因素构成的生态环境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因此，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为我们对民科的行为及心理做进一步的解读。
在《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中，对民科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一些分析。现简述如下：
作为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民间科学爱好者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令人困惑。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几乎没有物质追求，常被视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这可以从他们受教育的年代可以寻找到答案。从科学爱好者的教育背景上看，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自己所献身领域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通过自学对其所从事的那个领域达到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基本上都受过理想主义教育并经历过1980年代中国“科学的春天”，有着牺牲与苦行的精神动力。
长期以来，对哥迷及其它民科的正面报道在大众传媒上时有出现。这些文本记录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人信息以及他们理解和从事科学活动的方式。从这些文本中可以进一步发现，能够被民间科学爱好者作为献身对象的科学领域总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那些，只有这些领域能够满足他们的争光理想，当然，也只有这些领域能够为其所知。
同时，传统科普传中的特定导向及其与某些意识形态的结合所构成的大众语境也对民科现象的形成起到助推的作用。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是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很少涉及到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活动。偶有涉及，也常和大众传媒一样，给出某些模式化的描述。比如，在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上，流传着有很多科学天才灵机一动或者灵光一现做出重大发现的故事。从“阿基米德的浴缸”到“牛顿的苹果”、从居里夫人的“百炼成镭”到“六六六”的发明……等等，这类故事符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失败是成功之母”等民间格言，也与苦行和牺牲的精神相吻合。但这些描述把科学发现的丰富过程简化为最后一步的灵感与机遇，简化为拍脑门出点子；或者更多地强调培根式的归纳法发现模式，因其忽视了深层的在先的理念，使科学发现蜕变为简单的技术劳动。这些叙事模式因其存在着对科学活动的某些误读，甚至其个案也为科学史学者所质疑[1]，但因其富有戏剧性，或因其符合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这类故事不断产生，不断流传，已经成为传媒及受众潜意识中的思维方式，成为大众语境的一部分。这样，大众语境对科学活动的误读，与某种意识形态背景结合起来，就造就了轰轰烈烈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群体。苦行与牺牲为其行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的价值，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之类的叙事原型为其行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合理性。民间科学爱好者一面年复一年地打磨铁杵，一面期待灵光降临。
时至今日，这种语境依然存在,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长期肯定,具有强大的惯性。这使得民间科学爱好者常被看作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英雄。很多人即使在表示批评时也要强调，他们的精神是好的；科研机构也不愿直接否定他们，更倾向于委婉地推托；相反，民间科学爱好者及其同情者则常常理直气壮地指责科学共同体在打击人民群众爱科学搞科学的积极性。
民科现象作为一种存在着的社会现实，对其视而不见或者简单地斥之为荒谬都不能解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民科现象也不是孤立的，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者。这反过来意味着，民科的深层心理正潜伏在社会的大众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之中。因而，有必要从学理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正如一个特殊的病例会使医生对人体有特殊的理解，同样，对民科进行案例分析，可以对民科所纠结着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既有利于我们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也可以为将来的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田松，1965年生，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工作，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传播。
[2] 通过这些问题，我对赵兴龙先生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赵兴龙曾在电业局工作，做过技术员，也做过培训学校（经过反复追问得到的结论，但仍不能确定）的老师，教电机。他没有上过大学，上过专科，专业是电机工程一类的。他自称看遍了电机一类的书籍。开始还去图书馆，后来图书馆里的书都看了，不需要再看了。由于电业局严重超编，开不出钱来，他现在用别的生意维持生存。他家里生产一种专门为结婚准备的糖果，叫做糖金杏。金杏就是石榴，有子孙满堂的口采。相对而言，赵兴龙是生存问题解决得不错的一位民科。
[3] 对此，中国上古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研究员的回答大致如下：从西汉开始，农历每天的起点就是子时，零点，与今同。此前是否有其它说法，没有确证。民间有一种把一夜分为五更的计时法，五更通常算作一天，不作两天。子时后叫做后半夜。五更的终点一般规定为日出前三刻。这样，五更的长短并不一致，可以说每天不同。在春（秋）分，太阳在早六点升起，五更的终点就是五点一刻。冬至时日出最晚，五更的终点将近七点。从这个角度说，赵兴龙先生认为2000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七）3时37分仍然是农历八月十六似乎有点道理，但是，陈久金先生指出：这只是民间的一个纪日方法，官方的天文学家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
[4] 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之四：等待哈代——行为艺术与巫术，科学时报，2000年6月19日B3版。收入文集《堂吉诃德的长矛》。原故事见三联书店版吴程远译费曼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中“草包族科学”一节。从其英文cargo cult science字面上的意思看，应为“对机舱中的货物进行崇拜的科学”。
[1] 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J].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7):56
[2] 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J].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7):56-57
[3] P. G. Zimbardo, F. L. Ruch. Psychology and Life. Scott, Foresman andCompany.1975.p486
[4] 吕志贵，辽宁人挑战哥德巴赫猜想，老红军力荐引来省长批示，辽宁广播电视报，2002年3月20日。
[5] 钱忠至，果真是“拿着锤子造原子弹”吗？——一位残疾人的“哥德巴赫”梦想，江南时报，2001年4月7日第四版。
[6] 田松.全无敌[N].北京:科学时报,2000-4-10:B3版.
[7] 转引自：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1
[8] 刘学斤.冯宜全：一个人的“学说”[N].广州:南方周末,2000-4-7:1版.
[9] 刘学斤.冯宜全：一个人的“学说”[N].广州:南方周末,2000-4-7:1版.
[10] 宗教激情ＶＳ行为艺术[N].广州:南方周末,2000-4-28
[11] 宋正海等(主编).相对论再思考[C].北京:地震出版社,2002。
[12] 刘学斤.冯宜全：一个人的“学说”[N].广州:南方周末,2000-4-7:1版.
[13] 赵兴龙.重大的发明问世必有重大的征候。打印稿
An Analysis on the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of Science Fans
TIAN S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Science fans” is a general social phenomenon of China. But, as aspecial group who devoted to the so-called scientific activities outside ofthe science community,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amateur scientists (or scienceamateur). Most of science fans have similar behavior model and psychologicaltendency, and the most common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y can not have propercommunication with the science community. Most of them have more or lessparanoid psychological tendency, and it can give an explanation to some ofthei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ver hard working, highly self-sacrifice andself-complacence. Their behavior looks from outside like Performance Art, butin some sense it implies some unconsciously sorcery psychology. The researchon science fans will give a new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cience, public and society, and will provide some advi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keywords：science fans; science and sociology; psychological analysis；sorcery；science communication